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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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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卓宣要求严格的服从和军队式的纪律,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中国学生和学校领导的反弹。事实上,任卓 
宣在 1926 年夏天被调离莫斯科,未久共产国际又宣布,在苏联的外国学生不得召开他们自己国家党派的会议,但可以 
成为苏共见习党员,五年后有可能转为正式党员。 
许多中国学生对不让中共党员开会有意见,但邓小平不在此列。在苏共保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报告中,邓小平 
受到了表扬,说他有强烈的纪律观念,很清楚必须服从领导。邓小平最初接受任卓宣的领导,任离开后他便服从苏共的 
领导。在苏联的日子临近结束时,苏共在 11 月 5 日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他是个严守纪律、做事一贯的人,而且学习 
能力强。他通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变得十分成熟。他积极参加政治工作。在与他人的 
关系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属于最优秀的学生。」[1-16] 
在莫斯科,邓小平每天上课八小时,一周上六天课。他修完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着作研究的全部课程, 
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国际希望与潜在的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为中国学生 
提供了比一般俄国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 
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跟当时不少人一样,邓小平认为这 
种经济体制枣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允许私人企业和鼓励外国投资枣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 1-17]「新 
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邓小平 1949 年至 1952 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 
1980 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 
还在莫斯科时,21 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 
不妨举个例子,他在 1926 年 8 月 12 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 
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1-18] 
反抗国民党:1927-1930 
中山大学的正式学制为期两年,但刚过一年,即 1927 年 1 月 12 日,邓小平就和其他 20 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政 
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当时驻扎在陕西黄河谷地的军阀冯玉祥那里,以便利用冯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在国民党 
内部,共产党和右翼之间的分裂日趋严重,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大大弱于国民党右翼,所以共产党为了应付看来已经无可 
避免的分裂,试图寻找军事同盟。冯玉祥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关系,他在三个子女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访问过 
那里。冯玉祥认为共产党的政治教导员可以为他的军队培养目标感,利用像邓小平这样有前途的领导人,能够让军队明 
白打仗是为了什么。冯玉祥虽同邓小平及邓的共产党同志关系融洽,但到 1927 年 4 月国共分裂时,他清楚国民党的军 
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产党强大得多,因此断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结盟。冯玉祥客气地向邓小平及邓的同志道 
别,请他们另谋出路。 
 
 
邓小平在陕西按照党的指示向上海党的总部打报告,要求参加地下工作。蒋介石意识到与共产党的裂痕正不断扩 
大,担心受到攻击,于是在 1927 年 4 月率先下手剿共,大开杀戒,很多中共领导人遇害。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过去的盟 
友反目成仇,随时面临被揭发的危险,于是转入地下。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 
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 
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邓小平和新婚妻子张锡媛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两人是在苏联读书时的同学。据苏联的上级说,邓小平喜欢这个女 
孩子,但跟很多纠缠女同学的同学不同,邓小平举止适度,一直以学业和党的工作为重。[1-19]直到邓回国后,两人在武 
汉一次会议上再次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并结了婚。邓小平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成了邻居,一起从事 
地下工作。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 21 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 岁的邓小平并不是 
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在后来的党史中,他被赋予「党的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头衔,其实他当 
时只是个小角色,为这些共产党人做做会议纪录而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强而有力的 
毛泽东,不过当时毛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 
1929 年,党把邓小平从上海派往广西,这是广东西面的一个贫穷省份。当时邓小平只有 25 岁,他要联合那里 
的一些小军阀建立中共的根据地。邓小平被选派承担这项任务,说明党的领导人对他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变化的 
政治环境中处理与军阀、当地人以及和党中央的复杂关系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国共分裂后,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命令各地党员领导城市暴动。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广西和邓小平一起工作的党员,与当地一些已经跟蒋介石以及实力更强的广西 
军阀枣他们曾参加蒋介石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北伐枣决裂的广西小军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础。尽管 
身处幕后,邓小平在广西取得的短暂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攻占了广西西部临近云南的百色和龙州 
两地。 
在中共党史上,这些进展被当作共产党的起义加以歌颂。但是当桂系军阀李宗仁从北伐中返回后,他的大军很快 
就消灭了邓小平在百色和龙州的军队。邓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杀,红七军剩余的几百人先是在壮族人的帮助下逃往北部, 
后又沿着粤桂北部的山区向东逃了数百公里。在撤退过程中,与当地军队的一系列战斗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一场战斗 
使邓小平与军队走散,他就此离开红七军回到了上海的党中央。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广西的失败写一份检讨。他在 
检讨中解释了自己离开军队岗位的原因,说是红七军的领导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这样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 
的。他也承认,在危难之际离开部队,说明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不够。文革期间,他又因离开红七军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 
判。 
与他那些仅从军校里获得军事训练的同志不同,在广西,25  岁左右的邓小平是在与受过训练并有实战经验的同 
志们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获得最初的军事训练的。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肩负着很多重要责任枣建立军事同盟、为军队 
筹措给养、躲开武装精良的军阀、与当地壮族首领合作。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 
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与邓小平共事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被杀害,不是死于战斗,就 
是因为被怀疑通敌而死于党内清洗。 
邓小平在战斗期间离开广西后,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 
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 
立刻回到工作中。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又与上海一个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 
命家阿金(金维映)结为伴侣。[1-20] 
江西、长征和西北根据地:1930-1937 
上海的党中央在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上动作迟缓,但几个月后同意了邓小平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请求。在那里的崇山 
峻岭之中,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并且建立了一个有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苏区,正在开展土改运动。他们 
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到足够强大之后再向国民党和军阀发动进攻。中央苏区方圆数百里,从赣西北风光秀丽但 
 
 
条件艰苦的井冈山,绵延到东南部地势平坦的农业区。邓小平奉派前往东南部的瑞金报到,1931 年 8 月他和第二个妻 
子阿金抵达目的地。 
到瑞金几周后,邓小平在江西的顶头上司便决定让他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上任之初,国民党正在剿共,双方都想 
派奸细打入对方。1927 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的干部害怕一些党员暗中为敌人提供情报;邓小平到达瑞金之前,已有 
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怀疑通敌,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遭到处决。邓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数周时间仔细了解情况,最终确信 
对疑犯的指控是错误的。关入狱中的人因此获释,杀害地方党员的领导人也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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