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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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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毛去世后, 
以余秋里为首的项目管理者就开始仓促地编制打算引进的技术清单,他们确实无暇认真分析引进工厂并使之运转所必需 
的步骤。 
毛去世后不到一年半,华国锋不顾平衡派提出的问题,根据余秋里等项目管理者开列的清单,向五届全国人大提 
交了一个包括大约 120 个大型建设项目的清单。[15-4]  这些项目预计需要 124 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年的出口总值。华国 
锋宣布,这个计划要求每年经济增长率在 10%以上。[15-5]  他在 1978 年 2 月称,这些计划符合他的十年规划,而这个十 
年规划则是邓小平 1975 年所提规划的一个自然结果。[15-6] 
华国锋交给余秋里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开发新油田,以期从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的高油价中获利。华国锋的设想是, 
生产更多的石油,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支付全部进口项目。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艰苦的钻探努力,并没有发 
现新的大油田。 
在选择和引进项目的热潮中,各部委和地方官员的项目意向清单,很快就成了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的基础。后来 
批评华国锋的人说他是在搞「洋跃进」枣向部下施压,仓促上马各种计划,想通过显示以此带来的经济进步巩固自己 
的权力。他的支持者则反驳说,华国锋是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加紧为中国建立现代工业。 
邓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样热衷于引进外国工厂。1978 年中,平衡派无力抵挡进口现代项目的热潮, 
转而向陈云寻求支持,尽管陈云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三周之后,未被邀请到会的陈云给 
李先念写信,表达了他对于一些同志过分热衷于向外国借钱和引进工厂的担忧。在他看来,他们没有首先保证中国能够 
提供落实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陈云建议扩大务虚会的范围,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 
到充分讨论。然而,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这样做。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 
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15-7] 
1978 年 12 月,当党内高层依赖邓小平提供全面领导、并具体主管外交和军事事务时,他们依赖陈云提供高层 
人事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领导。他们相信,陈云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经济建议,他是新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头脑 
最清醒的人。 
1978 年 12 月 10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上发言,对已经波及党内最高层的那种失控的狂热表示担 
心。就像大人管教过度兴奋的孩子一样,他列举出十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他语气中透着威严,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就 
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他说:「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15-8] 

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一直站在大干快上这一边,但当陈云于 1978 年 12 月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后,邓转 
而支持陈云。1979 年 1 月 6 日,三中全会刚结束两周,邓小平把与他共事的主要项目管理者余秋里、康世恩和谷牧叫 
来,对他们说,陈云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们应该降低一些计划指标。要避免外贸债务过重,在制定计划时 
首先要核实并确保必要的原材料供应,要优先选择投资回报快、能扩大就业的项目,为了避免陷入债务,实施项目之前 
要先积累资本。[15-9]简言之,那个时候的邓小平完全支持陈云的稳健立场。(陈云后来责备华国锋草率签订引进项目的 
合同引发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之前一直支持华国锋盲目冒进的做法,却从未被要求过为此作检讨,邓在与华为伍时所 
起的作用被简单地忽略过去了。)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为首的平衡派呢?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当年 12 月得出的年度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只有 4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 
 
 
汇收入已被预付,却已经签订了超过 70 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15-10]这种出超比起十年后的外贸数字固然微不 
足道,但在当时却高得足以让谨慎的官员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较小的数字,并且担心这种债务会成为资本主 
义国家手中的把柄。当时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也愿意与他站在一起反对华国锋。但同时还有一件事影响了 
邓对于经济的考虑:他正在准备几周后入侵越南,这将使财政状况进一步紧张,削减其他开支当为明智之举。 
到 1979 年 3 月,陈云收集了更多数据,作了更多分析,准备系统地提出建议,以削减引进外国工厂的合同,降 
低未来几年的经济指标。他的一些方案,甚至是其中的用语,都跟他在大跃进后恢复时期所推行的紧缩政策极其相似, 
但他没有用过去的「紧缩」一词,因为它听起来太消极,而是用了「调整」一词。3 月 14 日对越战争已近尾声,陈云 
和李先念可以对它的花费作出估计了,于是他们提出了在未来两到三年间进行调整的方案。他们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 
一个新的机构,即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计划和财政工作。陈云被任命为这个财经委的主任,而过去几年里负 
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将担任副主任,在他这位过去的导师手下工作。 
陈云对他的同志们解释说,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从前,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工作。他会提供全局性的指导,但 
是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具体工作,只能靠手下人去落实了。被任命为财经委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是陈 
云最为器重的经济干部姚依林。 
在 1979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我们还很穷,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大家都想实现现代化,但问题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均衡发展。搞 

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想生产更多的钢,问题是 1985  年搞 6,000  万吨钢根本做不到。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些人笑话谨慎的人,让人觉得似乎他们是专门主 

张搞少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确实,我们需要借外国人的钱,需要外国人的技术,但是人民银行有多少钱还账,你有把握吗?必须有把握还上钱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钱, 
没有很好计算。地方工业跟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我们仍然缺少经验。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为。 
[15-11] 
陈云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他还要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 
料上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1978 年重工业在中国的工业产出中占到 57%,轻工业只占 43%。 
[15-12]像很多干部一样,陈云认为自 1958 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食品和消费品为重工业作出的牺牲超出了人民 
的承受能力。在他的指导下,1980 年重工业只增长了 1.4%,轻工业增长了 18.4%;1981 年重工业下降了 4.7%, 
轻工业增长了 14.1%。[15-13] 
宣布调整政策后不久,在 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召开的无锡会议上,地方干部和各部委官员都抱怨中央的经 
济计划控制得太严。陈云也愿意让下面的市场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他坚持以计划为主。这难免让那些希望在当地建新厂 
的人感到不快。一个天津代表的发言反映了会议的主要情绪:「我们正情绪高涨,现在却突然提出要进行调整,这是在 
泼冷水,打击我们的热情。」[15-14]胡耀邦向地方干部们保证说,中央仍然希望推动工业发展。赵紫阳则表示支持调整, 
他解释说,调整能够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谷牧的欧洲之行曾让人欢欣鼓舞,但此时他也加入其中,解 
释了调整的必要性。赵紫阳和谷牧一开口,会议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地方干部不情愿地同意了支持调整的会议报告。 
[15-15]邓小平也像赵紫阳一样解释说,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创造稳固的基础,调整政策是必要的。 
受到调整政策约束的地方干部想出各种对策,避免使投资和开支降到陈云所希望的水平。当时,陈云的工作受到 
他本人生病的拖累。1979 年 10 月 24 日他在杭州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在医院一直住到 12 月 4 日。回到北京后,他 
又住院覆查,从 5 月 20 日住到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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