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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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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将汪看成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摆脱僵 
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 
汪东兴拒绝作出口头检讨,不过他在 12 月 13 日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7-62]他承认自己在处理专案工 
作上犯了错误:「我对纠正冤假错案重视不够,行动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决定,将中央专案组和「五 
一六」专案组的材料转交中组部:「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恳求党中央免去我的这些职务。」[7-63]吴德和李鑫也 
受到了批评,张平化则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撤职。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这三个笔杆子枣他们跟华国锋和「两个凡 
是」站在一边枣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 
华国锋和汪东兴暂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三个支持者枣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枣也留在政治局内。 
迅速崛起的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对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变,但是他决定,已经作了检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员不必撤 
换。[7-64]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 
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 
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 
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 
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疤。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 
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 
率。[7-65]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 
万里(他当时在安徽试验在生产队下面搞更小的生产组)在内,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 
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7-66] 
参加分组会的人也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他 
提醒人们说,1949 年以后有三个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建国后的最初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1957 年)和 
 
 
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1961 年-1965 年),这些也正是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还提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更好 
地满足对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并降低 
出口税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 
委。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人事决定,但以后将作出这种决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工作会议。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换政治 
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他们认为,以后只要有人 
退休或发现不合适的人,政治局的规模就会再次缩小。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 
做事」的人。[7-68]  西北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7-69]在工作会议之后的正式会 
议上,这些推荐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会议上普遍认为,在经济工作摆到第一位的时代,应当对陈云这位经济上最有智慧和经验的专家委以重任。陈云 
十分清楚,邓小平在外交和军事这两个重要领域里经验丰富,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说,就最高职位而言,邓小平是 
唯一合适的人。[7-70]但是与会者热情推荐陈云担任党的副主席。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在工作会议期间团结一致,是因为两人都决心给老干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工作。邓小平实际上 
成了集体领导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他已经和叶帅一起掌握着对军队的权力。但是,陈云获得了人事问题 
上的权力,几周之内又接过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就整体政治地位而论,也就是说,在决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选关键人 
选方面,陈云与邓小平平起平坐。 
邓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 
作作好准备。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 1927 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 
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 
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7-71]华国锋也 
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作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尽管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庆 
祝,而且华国锋名义上仍保留着党政军首脑的头衔,但邓小平按叶帅的建议,已开始为自己的新角色作准备。 
在为新工作作准备时,邓小平必须让他的同事们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发 
言稿。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枣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枣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主席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史太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 
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它的所有问题,不可以想 
当然地急于求成。[7-72]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 
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 
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7-73]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 
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 
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7-74] 
邓小平现在要成为头号领导人,因此他必须重写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到 12 月 2 日,华国 
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作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 
闭幕式上的讲话。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当时正忙于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 
南可能进攻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不过,至少从 1969 年到 1973 年下放江西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次讲话中所 
要谈到的问题。胡耀邦和于光远得到了另外一些实际起草人的协助,并且像通常一样,由胡乔木作最后的润色。[7-75] 
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 12 月 2 日拿出一份有三页纸、共计 1,600 字的说明。他就 
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对稿子的要求。他对起草人说,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 
起来铿锵有力。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12 月 5 日邓小平读过初稿后,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 
的意见。12 月 9 日和 11 日他又两次与起草人见面审阅新的草稿,并重复了同样的详细过程。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 
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 
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 
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七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 
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 
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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