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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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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
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
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
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
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
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
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
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
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
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
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
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
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
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
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
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
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
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
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
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
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
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_________此时主战派的
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
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
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
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高潮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
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
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
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
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
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
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
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
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
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
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
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
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
(三)精心为传主梳辫子
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
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
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
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
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
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
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
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
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
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
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
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
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
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
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
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
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
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
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
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
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
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
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
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
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
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
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
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
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
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
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
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
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
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
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
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
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
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
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
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
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
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
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
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
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
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
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
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
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
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
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
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
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
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
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
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
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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